范内瓦·布什是当代最伟大的科技创新设计大师、国家创新体系的缔造者。他所打造的创新体系架构已经成为大国创新机器的标配，范内瓦?布什创造的原则和“范式”是我们在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最值得研究和借鉴的经验。

世界科技史在经历了爱因斯坦、普朗克（Max Karl Ernst Ludwig Planck，德国理论物理学家、量子论的奠基人之一）那个物理学的辉煌年代之后似乎陷入沉寂。尽管二战后，科技创新在惠及民生、推动文明进步方面的贡献超过过去几千年的总和，但令人奇怪的是过去70余年没有出现能与伽利略、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普朗克比肩的科学巨匠，如果要找一个在科技史上的贡献与牛顿、爱因斯坦比肩的巨人，我觉得这个人当属范内瓦·布什。

说范内瓦·布什是科技史上的巨人，并不是因为他在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上的贡献，而是作为一个科技创新组织者的角色。范内瓦·布什几乎是以一 之力把美国官、产、学、研这些巨大的创新板块整合成为前所未有的国家创新机器，第一次在国家层面上实现了跨越官、产、学、研的大规模科技创新实践，催生了众多颠覆式创新的技术成果。这些技术的广泛应用成为推动战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

范内瓦·布什对美国科技创新的三大贡献

范内瓦·布什作科技史上最伟大的创新组织者，对美国科技创新有三大突出贡献：

一是牵头撰写美国科学发展报告—《科学：无尽前沿》，开启了政府系统支持基础研究的进程，并且通过这个共识文件在整个科技创新体系形成了有效的动员和分工，指导了美国战后70余年的科技创新。
文件确定的3个重大研究方向（抗击疾病的医学和基础研究、涉及国家安全的研究、与国民福祉有关的科学研究）至今依然是美国科技创新的基本指南。一个政府政策文件能够在官、产、学、研各方达成高度共识并且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内得以延续，是十分罕见的一件事情。

二是推动设立了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NDRC）、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APAR）等重要创新组织，建立了国家科技创新的重大基础设施，这些设施至今依然是美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支撑。

三是搭建了国家官、产、学、研协同的底层逻辑，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把规模巨大的各个创新部件整合成为高度协同、功能强大的创新机器，这个创新机器的形成是美国崛起成为世界霸权的最为关键的支撑。过去人们都只关注了范内瓦?布什通过制定《科学：无尽前沿》推动基础研究这件事，其实他最重要的贡献是设计并制造了世界上第一个国家级别的创新机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和联邦政府设立的研究机构解决的是从科学出发的基础研发问题，DAPAR则是从技术出发的任务导向计划。这两条创新路径通过范内瓦·布什设计的“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这样一个组织原则很好地协同起来，很好地解决了政府和专业人士在组织创新过程中的分工问题（政府作为决策者，专业人士作为组织执行者）。

国家创新战略的优先事项

战后70余年，美国依靠范内瓦·布什打造的创新机器，迅速成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强权。1945年以来，美国人在科技领域（包括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获得了254个诺奖，占整个获奖人数的50.6%；根据2022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标报告》，截至2021年底，在全球有效专利中，美国拥有的专利占比力20%；根据英国品牌评估机构“品牌金融”（Brand Finance） 发布的“2022全球科技品牌价值100强”，美国公司占据了48家；战后一系列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颠覆性技术（包括互联网、计算机、全球定位系统、集成电路、机器人等），都是出自美国。

在整个科技史上，一个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拥有如此规模化、系统性的优势是绝无仅有的案例。美国能够在科技创新方面形成超强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范内瓦·布什成功组建并且有效驱动了一个巨大的创新机器。如果说范内瓦·布什仅仅是推动了美国霸权的形成，那他还不足以作为科学史上比肩爱因斯坦、牛顿的巨人而赢得我们的尊敬。

范内瓦·布什的“范式”在过去数十年间超越了国界成为各国组织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主流模式。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为什么过去70年，在没有划时代的科学发现的背景下，科技创新却能够以超常的效率和规模驱动世界经济的发展——范内瓦·布什模式产生的协同效应是一个重要原因。范内瓦?布什能够成为史上最伟大的创新组织者，与他跨越官、产、学、研领域的丰富经历有很大关系。他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是模拟计算机的发明者；他是一个成功的创业者，是著名的雷神公司的创始人；他还是科学家和教育、科研的管理者，担任过MIT（麻省理工学院）的副校长兼工学院院长；二战期间，他成为罗斯福总统的科学顾问，参与组织和领导了著名的曼哈顿计划、星球大战计划，并由此开启了他打造国家创新机器的历史。

范内瓦 ·布什现象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如何通过构建官、产、学、研底层的协同逻辑来组织创新是国家科技创新工作最关键的因素，应该成为国家创新战略的优先事项。

范内瓦·布什没有获得过诺贝尔奖、没有创立过世界500强企业，但数量如此众多的诺奖获得者和科技大公司都是他所设计的创新机器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100个诺贝尔奖加100家科技大公司的贡献都难以企及范内瓦?布什对人类文明进步所作出的贡献。

美国能产生范内瓦·布什这样的人，与它特有的“旋转门”机制有很大关系。美国的官、产、学、研之间有一套人才合理流动的制度安排，这对于创新体系“四大部件”之间的协同是十分关键的一环。范内瓦?布什能完成国家创新机器的构建，很重要的条件在于他深谙不同领域创新的规律，能够站在国家战略的层面上完成不同创新部件的有机联结。

中国需要一个“创新机器”重构的过程

说寻找中国的范内瓦·布什，并非指望能发现一个这样的英雄人物来完成我们科技创新体系重塑的任务。

客观来讲，中国不仅当下不存在范内瓦·布什这样的人物，在可见的未来也很难产生这样的人物。这与我们的文化和体制、机制相关，而这些又是相对稳定的因素，很难在短期内得到根本性的调整。我们提“寻找中国的范内瓦·布什”更重要的想揭示科技创新组织工作的重要性。中国需要一个创新机器重构的过程，把那些规模宏大的创新零部件整合为有机协同的国家创新系统。当然，我们不能等到中国的范内瓦?布什诞生才来做这项工作。

范内瓦·布什的经验和法则可以通过新型的创新组织来实现。中国台湾地区的工业技术研究院（ITRI）就是作创新组织者角色取得成功的例子。过去人们常常把ITRI当作一个研究机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作为研究机构，ITRI的工作在业界很难排得上号，它是政府意志的执行者，在半导体领域开展大规模的产、学、研协同，致力于国际技术转移与人才引进，从无到有地完成了中国台湾地区半导体产业的跨越式发展。 

这是目前中国大陆可以借鉴的一种方式，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可以沿着这个思路来改善创新的组织工作：把政府的执行重心下移，按照范内瓦?布什法则，选择一个领域，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再建立产、学、研协同机制，最后找到专业的人来执行（组织者）。这样可以极大地改善各级政府科技创新的投入产出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