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中国社会经济取得巨大发展,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应用场景需求驱动的区域协同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区域协同创新是不同地区之间的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创新主体, 通过共享资源、技术和产品合作等供需对接方式,实现创新 要素的流动和优化配置,实现合作共赢,提 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

与传统成果转化的线性科技创新方式不同,场景驱动的创新面向真实的技术商业需求,并通过市场规则加速技术和商业的同步爆发。这种模式把现有的技术应用到特定的领域或场景,从而实现更大的价值。同时,也基于对未来趋势和潜在需求的理解,突破现有技术的局限,创造新的技术、产品、元素、流程,甚至开拓新的市场。

基于应用端场景需求的区域协同创新有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各地区之间的资源分布存在较大差距,这导致了资源配置的低效。然而,随着区域合作的深入, 各地区开始通过应用场景驱动的创新模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应用端场景需求为牵 引,开展区域协同创新, 有助于提升区域经济和全国经济的协同发展能力。就技术研发实力 而言,国内大多数城市与一线城市相比,实力差距甚远;但论应用场景,虽说大多数城市不 及一二线城市场景丰富,却也远比大批国外城市场景丰富,给二三四线城市提供了聚集创新资源的有效抓手。中国各地区通过应用场景驱动的区域协同创新模式,通过挖掘利用自身优势,再引入其他地区的资源、技术和经验等,国内很多地区都实现了快速的产业变迁和经济发展。

区域协同是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技术进步和区域发展的过程中,区域合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个地区通常面临资源禀赋的局限,而跨区域的合作可以实现城市间资源互补和信息共享。

合作奠定发展的基础

在一个城市发展的初期,区域合作往往是实现快速发展的前提。与其他地区交流合作,引入相对成熟的产业和技术,再结合自身的比较优势,能够为区域经济的起飞提供推动力。

以深圳为例,在深圳的发展历程中,区域合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深圳在政策方面的优势,使得其可以吸引其他发达经济区域的投资,引入国外的产业。

而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合作是跨区域的典型案例。在改革开放初期,  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也是为了和香港建立经济合作,学习香港发展 模式的经验。由于政策方面优势,深圳吸引了大量来自香港的投资,尤其是制造业和出口导向产业。香港的企业在深圳设立生产基地,  并进一步参与到内地的经济发展中。

随着香港与深圳经济往来的加深,深圳也成了香港的主要供应商,包括消费品和制 造业产品等。而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也为深圳提供了跨境贸易、金融等领域的合作资源。

在制造业方面,香港与深圳的合作模式可以被形容为“前店后厂”。“前店后厂” 是一个商业术语,主要用于描述零售和制造业之间的供应链关系。它指的是零售商(前店)和制造商(后厂)之间的合作模式,强调了零售商在销售和市场推广方面的核心角色,而制造商则专注于产品生产和供应。

比如,香港作为“前店”,负责国际销售和市场推广。香港是国际贸易和物流中心,而且在国际市场营销和品牌建设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同时,香港可以运用自己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为供应链融资。而深圳作为“后厂”,  拥有丰富的制造和生产资源,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求。

这种“前店后厂”模式使得香港的零售商能够与深圳的制造商合作, 将深圳制造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进行销售。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贸易枢纽, 为内地企业提供融资和全球市场的便利通道。深圳则通过制造和技术支持,为香港的零售商保证供应链和生产资源。

国内很多产业的发展,也得益于与国外的跨区域合作。比如通信技术行业,通过跨区域的合作,很多国际上重要的电子信息厂商在国内建立研发、生产基地。

以爱立信为例,爱立信是全球最早的通 信技术公司之一。在改革开放初期,爱立信 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和分支机构,参与中国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并逐步扩大在中国的 业务范围。

随着国内通信行业的发展,爱立信开始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2002年,爱立信在北京设立中国研发总院。2007年,爱立信还参与了工信部、中国移动等联合推动的TD-LTE4G标准。截至2022年,爱立信在中国一共有4个研发中心,  包括北京、广州、上海、成都。 在国内通信行业发展过程中,从2G、3G一直到4G和5G,爱立信都有所参与。

对于国外的技术力量,国内不但有巨大的市场,也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技术的试验、推广和迭代提供了土壤。而这些厂商与国内各地区的合作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也为未来国内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基于通信基础设施,中国的一些城市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数字技术,也形成 了较为成熟的产业生态,比如北京、上海、 深圳、杭州等地。这些城市为提高国内整体数字技术发展水平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合作促进创新

香港和深圳的合作不止于制造业,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香港和深圳在教育、科研等方面也开始广泛合作。香港拥有全球顶尖的教育资源,而深圳则通过引入香港的高校来丰富教育资源,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

在科技创新方面,香港与深圳在2017年 签署合作备忘录,共同开发河套深港科技创 新合作区,面积约3.89平方公里.其中,深圳园区面积3.02平方公里, 香港园区面积0.87 平方公里,该合作区是香港北部都会区与广 深港科技创新走廊的天然交汇点。类似河套 这样的跨区域合作,目的是为了汇集不同区 域的科技创新要素,包括深圳和香港两地的 科技、金融、人才等方面的资源。

深圳与其他区域的合作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初期,深圳采取的是“三来一补”的模式:“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样加工” 和“补偿贸易”,  通过这种合作方式快速奠定了深圳制造业的基础。

在完成了快速的工业化之后,深圳开始减弱“三来一补”产业,并开始转向科技制 造业以及创新领域的发展。这一阶段,深圳更多地引入国内外的科研、创新资源,并引 导产业升级。在园区规划上,深圳也将以前 的加工业园区转型成科技创新产业园区。为 了给创新产业提供人力资源,除了和香港在 教育方面合作,深圳还引入了内地的教育资源,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 大学等。

深圳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大量外界的创新资源, 也得益于深圳在创新生态方面的优势。 首先,深圳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创新的政策,  包括资金、税收、土地等方面。而且,深圳在产业结构方面比较多元,涵盖了信息 技术、人工智能、新材料、金融服务等多个 领域,这种多元化有助于促进不同领域之间的创新交叉和合作。

在与香港的合作过程中,深圳也积累了大量国外的营销资源,与国际市场建立了联系。与香港类似,深圳也有多个国际港口, 与全球各地的港口可以建立贸易联系。深圳的制造和贸易等行业的发展,使得其成为国 际供应链中的重要一环。

在与国内外各地区合作的过程中,深圳也孕育出了大量跨国科技创新企业。深圳作为国内最重要的创新中心之一,在发展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方面都处于国内领先的地位。并且,深圳也聚集了大量的数字技术龙头企业,这些大型科技企业又引领着大量的中小型企业以及创业公司,形成了庞大的数字技术创新生态。

比如,立讯精密成立于2004年,初期主要从事电子连接器的生产和销售。之后,通过为苹果公司生产配件,立讯精密逐渐壮大,并形成了研发创新的能力。

立讯精密充分运用全球供应链,与国内外建立合作关系。立讯精密在国内多地设厂,并在越南建立了生产基地。2017年,立讯精密还在美国硅谷设立了研发中心,以在全球 科技领域增加合作、促进技术研发。目前,立讯精密的业务范围扩张到了5G\智能手机制造、物联网(loT)等创新领域。

比亚迪也是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新能源科技公司,目前是国内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制造商。随着新能源汽车技术和市场的发展,比亚迪在海外建立了庞大的销售网络和技术合作联盟。比亚迪除了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还设立了多个研发中心,包括北美、欧洲、  巴西、印度等地。

跨国公司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建立研发中心,一方面是为了运用当地的研究力量和产业资源来推动技术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不同市场的需求。

场景驱动创新 —以数字技术为例

随着技术创新的不断丰富,应用场景的重要性在凸显。尤其是数字技术领域,场景需求带来的创新动力成为驱动该领域发展的核心因素。区域之间的合作能够结合不同区域的优势资源,为创新提供更多的场景。

场景成为推动技术的动力

数字技术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 云计算、物联网等一系列技术组合。目前,数字技术的发展速度极其迅速,不但是国内企业的竞争焦点,也是国家之间激烈竞争的领域。

而数字技术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目前几乎所有行业都与数字技术紧密相关,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动了很多行业的发展。除了和数字技术紧密相关的通信、计算机、电子 商务等领域,很多其他传统的行业也受益于数字技术的发展,比如制造业、医疗、教育、  媒体、金融等领域。

当前,经济发展更加依赖创新,过去粗犷式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其中,数字技术 的创新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为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

数字技术的发展模式与以往传统的技术不同,技术的研发对于人才和资金都有着较高的门槛要求,往往在小部分区域呈现爆发 式的发展。

因此,国内前沿的数字技术往往汇聚在少数城市(比如北京、杭州、深圳等),也往往最先在这些城市落地应用。这一部分城市在数字技术方面的突破,对于其他城市具有示范作用,可以带动国内整体数字经济的发展。

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数字技术还需要更多城市的参与。虽然少数城市在技术层面走在前沿,但在发展数字技术方面总会遇到相应的需求瓶颈。比如,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发展需要依靠大规模的应用场景,单个城市能够提供的需求和场景容量有限。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壮大,技术的创新越来越依靠终端场景的支持,数字技术的落地离不开城市场景提供的数据,技术往往只有通过解决实际的问题才能发挥作用。

在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期,技术的创新是从基础科研开始,然后将成果转化为应用。美国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很多数字技术的应用和初期推广都发生在美国。

而随着数字技术推广的加深和应用的丰富,数字技术开始更多依赖需求方的推动。现在的数字技术开发往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企业根据用户的需求进行设计和开发,用户需 求是推动技术创新的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

中国目前在应用端有相对优势,国内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用户群。除了用户端的需求,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也为数字技术提供了潜在的应用场景。巨大的市场容量和丰富的场景,可以支持大规模的数字技术创新。

智能化的数字产品逐渐出现拟人化的特征和大量人机交互的场景,这类新产品在走向商用之前普遍需要在实际场景中进行研发测试以适应各种安全性及合规性的要求,场 景试验是数字技术创新普遍性的刚需。在实现数字技术创新之前,需要设计、呈现和管 理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

比如,无人机技术的应用通常就是由场景驱动的。不同的应用场景可能需要不同类 型和规格的无人机,农业用无人机需要具备农业环境数据收集能力,而消费级的娱乐无人机主要用于航拍,军事无人机需要满足飞行高度的要求。针对不同的场景,无人机需要进行定制化设计和配制, 以满足特定需求。

同时,  不同的无人机应用场景涉及不同的法规和安全考虑,比如民用无人机需要遵守航空法规。在无人机推广应用之前,需要评估、测试特定的场景,并适配相应的监管法规。

而场景也推动了无人机技术的创新,比如, 为了应对农业应用的需求,无人机技术在传感器、图像处理和数据分析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以满足特定的农业需求。无人机产业中的应用场景决定了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和方向,以及无人机如何被部署。

同样,应用场景对于无人车的发展也至关重要。城市交通、物流配送、野外勘察等场景对无人车的性能、自动驾驶能力和传感 器都有不同的需求。而城市道路上的无人车 和工业自动化场景中的无人车在安全标准和 交通法规等方面的要求也不一样。

对于研发、生产无人车的企业来说,选 择合适的场景,直接决定了企业是否能长期 生产。例如,深圳一清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一清创新”)是一家聚焦无人驾驶技术的公司,其选择的场景是商用低速无人驾驶场景。在无人驾驶领域的落地应用一直 是产业界的难题,需要综合考虑商业需求、技术可行性、安全性、可靠性等多方面因素。

通过确定合适的场景,一清创新将其生 产的无人车应用在了广州南沙港的全自动化码头上。码头这一场景对于无人驾驶的技术 要求很高,同时也非常适合商用低速无人驾驶技术。通过其技术,一清创新的无人车帮助码头极大地提高了集装箱运输效率。

跨区域合作实现资源互补

很多城市虽然缺乏相应的技术力量来参与数字技术的研发,但他们拥有大量的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这些应用场景可以用于数字技术的测试、试验和最终落地,这些都是创新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

因此,不同城市之间进行合作,对于数 字技术的创新能起到推动作用。在创新合作 中,  掌握数字技术的城市提供技术、解决方 案等支持,而另外一些城市则提供应用场景 来实现技术的落地。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类 型的城市通过贡献自己的相对优势,共同促 进了技术的落地与创新。

不同区域之间的合作也实现了资源互补。 创新的要素包括多种,如资金、技术、空间、 人才、政策、场景、需求等。让这些要素充分流动,并互相匹配,是实现数字技术创新的前提。

以深圳和湖北为例,在数字技术领域,   这两个区域有很多潜在的合作机会。深圳在 国内的数字技术创新方面走在前列,有大量 的头部企业从事相关领域的研发。但深圳的 土地资源有限,空间租金成本较高。

而湖北作为国内的人口、经济大省,省 内在城市、产业、社会的发展方面有大量的 数字化需求和潜力。结合深圳企业的技术,   可以充分挖掘湖北省的数字技术应用场景。

通过优势互补,深圳的企业为自身的技 术找到了更广阔的应用空间,合作中湖北的 数据资源也为数字化产品的迭代创造了条件;  同时,湖北省也运用外来的技术力量提升了 城市的数字化水平,通过释放自身的数字化 场景来为经济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湖北和深圳在创新方面的协同非常广泛,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在深圳市设立了产学研基地,这是首批入驻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的高等学校。这些机构设立了 投资孵化中心, 推动高效的科研成果产业化。 除了提供基础技术实验平台,基地还提供项目 管理,为合作创新的过程提供服务。

总之, 要想实现数字技术和场景的结合, 跨区域的合作非常重要。而如何形成合理的 协调、对接机制,也是合作过程中的关键。

建立跨区域、跨领域的协同机制

在区域协同创新中,需要协调机制来找到合适的应用场景, 并对接场景端与技术端,   将不同领域的资源联合在一起为技术创新的落地应用创造条件。在这种协调机制中,政 府和第三方的平台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政府为区域合作建立框架

在区域合作中,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政 策、规划,  并开放场景资源。创新往往具有 跨领域的特性,其产品很难界定其具体的行 业,  政府对新兴产品的管理也呈现跨部门的 现象。因此,在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出台适 应产业发展的新的管理规范是关键因素。

在区域合作中,如何协调不同城市的城 市发展、产业规划、资源配置等问题,也需 要政府积极参与, 在制度上给创新带来便利。 在国外一些国家的科技创新过程中,政府都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在美国的东海岸,形成了以纽约为核心 的城市群,包括波士顿、纽约、费城、巴尔 的摩、华盛顿等多个城市,这片区域是美国 最大的创新基地之一,也是全球城市群中合作创新的典型代表。这一片区域被称为“波 士顿—纽约—华盛顿”城市群,

在波士顿城市群中,不同城市在创新方 面形成了分工合作:纽约的华尔街为创新提 供融资,波士顿在高等教育、微电子、生物 工程方面形成了产业集群,费城形成了重化 工业、国防工业、电子产业的重要基地,而 巴尔的摩成了以有色金属、冶炼工业、矿产 业为主的港口城市。

波士顿、纽约等地的大学为创新提供了 大量人才,该区域的很多创新孵化器并不是 单独设置,而是和周边城市的大学形成合作 关系,采取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模式。

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城市群的 发展过程中,纽约地区的协会组织发挥了重 要作用,比如纽约区域规划协会(Regional plan Association)  ,   以及纽约大都市区委 员会。这些协会对区域和城市发展进行了规 划,  并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建立起了纽带,  纽 约市在1921年发布了《纽约及其周边地区的 区域规划》。

跨区域的规划和协调使得“波士顿—纽 约—华盛顿”城市群形成了良好的创新合作 环境,科研、产业和人才等资源得以在区域 之间充分流动,各区域也形成了较为互补的 产业结构。

通过在组织和制度层面进行创新,不同 的区域可以形成多种合作关系,比如,通过 在特定的区域建立特殊经济区、设立数字经 济飞地等方式。其中,特殊经济区往往提供 了更为宽松的法律、经济环境,采取更灵活 的政策,以吸引外地的投资者;数字经济飞地则偏重吸引数字技术方面的企业,鼓励科 技公司和创新企业在该地区设立总部或者研 发机构。

比如,  日本东京湾区就采取了“海外飞地” 的模式,  鼓励企业将生产基地或“子工厂”建    设在海外国家,  充分利用东京湾区有限的土地    空间和研发中心。企业在向海外转移的过程中,     会选择“抱团”共同拓展空间。而政府会为东    京湾区的“母工厂”提供资金、制度等方面的    支持,保持其研发能力和技术地位。

而美国旧金山湾区则形成了全球的科技 创新“人才飞地”,通过湾区的著名高校、 科技企业、创新园区,来吸引全球的创新技 术人才。湾区的大学、孵化器、企业等创新 载体,形成了浓厚的产学研氛围。当地政府 出台的一系列扶持创新的法规,也塑造了良 好的创新环境,包括《小企业法》《小企业 投资法》《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法案》等。

平台成为组织合作创新的重要力量

第三方的平台也可以为跨区域的数字技 术创新提供支持,包括对接区域资源、挖掘 场景需求和协调组织创新过程等。平台在合 作创新中可以为各方提供必要的支持,在信 息沟通、整合资源要素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 的作用。

目前在国内外,已经有很多类似的平台 正在运营。例如,  2022年,辽宁省沈阳市皇 姑区政府在北京创建了东北亚数字产业协作 创新中心,参与该中心创办的还有一些行业 协会和孵化运营机构。

皇姑区是沈阳市的中心城区之一,也是 辽宁省的行政、经济、文化中心区。皇姑区为了调整产业结构,将数字经济作为重点发 展的对象,包括数字产业、数字新基建、数 字政府、数字平台等领域。

根据沈阳市的部署,皇姑区将打造成东 北的数字经济创新发展示范区。为了实现这 一目的,皇姑区计划与京津冀、东北亚等区 域进行合作创新,通过引入国内外前沿的数 字技术力量来打造东北的数字经济。

东北亚数字产业协作创新中心位于北京的中关村创业大街,其工作重点是对接北京的创新资源,包括政府、产业、科研院校等 方面。通过寻找其他地区的产业、人才资源,   该中心能够为皇姑区以及沈阳的数字化转型 升级提供支持。

除了对接京津冀等地的资源外,该中心 还负责促进数字经济、科技产业的项目在皇 姑区的落地。为此,中心在多地搭建了数字  经济产业飞地孵化平台,通过智库、联盟、会展等方式, 帮助皇姑区引入数字经济项目,    设计的领域包括人工智能、5G应用、云计算、 大数据、智能制造、智慧城市等。

皇姑区的东北亚数字经济产业协作创新中心, 是东北区域尝试实现数字技术落地的举措。东北地区普遍面临着产业转型的压力, 很多传  统的产业面临困境,  而引入新兴产业也存在困难。不过,  东北在工业、资源、农业、旅游等  领域仍然具有深厚的基础,  东北城市的政府也  掌握了很多相关领域的数字化应用场景。

虽然东北在数字技术方面相对滞后,但 通过与国内外其他地区的技术力量联合发展,  再结合东北方面对应用场景的挖掘和释放,   同样可以实现在数字技术方面的创新。

由于东北长期存在经济结构调整、人才 流失的困局, 其投资风险也受到关注。此时,   专业的平台机构能够起到关键的协调、联结 作用,通过研究、管理应用场景来降低合作的风险。并且,平台能够对应用场景进行逐步试验,从小规模的验证到大规模推广。

由于技术创新的跨区域、跨领域特性,平台也可以连接产业和学术界,并在供应链 不同环节建立联系。专业的第三方平台机构,可以促进技术的交流、融合,并帮助技术实现产业化。

比如,湖北的九峰山实验室作为化合物半导体领域的专业平台,不仅布局了化合物 产业, 还建立了三大平台, 分别是工艺平台、  检测平台、材料平台。在三大平台之上,实 验室有一个研究中心,主要是在光电、智能 传感、无线通信和感知方面布局一些科研和 合作。九峰山实验室对自己的定位是在学术 界和产业界中当一个桥梁。实验室除了和企 业对接,还和各地的高校建立联系,如实验 室和华中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立 了化合物联合研究院。

创新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往往需要来自 跨领域、跨区域的创新力量的配合。在创新 的过程中,汇集多种创新要素才能够提高创 新的效率和成功的概率,比如资金、技术、 人才、空间、需求等因素。

应用场景需求是创新的重要因素之 一,   随着技术发展的深入和多元化,创新越来越 多地依赖具体的场景。以应用端需求和实际问题为导向,场景成为驱动技术创新最为重要的动力之一。

创新通常是为了解决问题或满足需求而 产生,  一个明确定义的场景可以帮助创新者 更好地理解和定位问题, 以便提供解决方案。 而且,场景通常涉及多种资源,包括人才、 技术、设备、知识和资金。这些资源在特定 场景中相对集中,创新者可以更容易地访问 和利用这些资源来支持创新活动。

而且,应用场景也为创新相关参与者提 供了合作的机会。由于技术创新跨学科、跨 领域的特性,在明确定义的场景中,各方可 以更容易地沟通和解决问题。特定的场景也有利于政府更好地管理,并出台相关法规协 助创新的过程。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  数字技术逐渐 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以计算机和 互联网为代表的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方式。在进入20世纪后,数字技术得到了 进一步的发展, 尤其是移动技术、智能设备、  物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数字技术的应用 范围不断扩大。

在数字技术领域,场景驱动已经成为创 新的主流模式。基于过去这些年国家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和庞大的数字技术用户群体,我 国拥有数字技术创新需要的海量数据和应用 场景,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全球前列。如果要 进一步实现数字技术的创新,仍然要依靠国 内的应用场景。国内城市的数字化应用场景 较为分散,如能通过区域协同,规模化、系 统性挖掘应用场景,将为新一轮数字技术创 新提供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