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发于《南方周末》2025年3月6日，南方周末记者吴超采访撰写。刊发时有删减，此为全文版。

依托于粤港澳大湾区，广东应如何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

为此，南方周末记者采访了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周路明。他曾担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务，主持制定了深圳市一系列科技创新重大立法、决策研究工作。

01.市场化进程是广东创新的源动力

■ 南方周末：如何认识市场化创新？

周路明：简而言之，市场化创新就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对于这个概念的理解大家并无异议。要害在于，广东的创新体系是以市场化创新为主轴构建，还是以科研系统为核心构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创新资源配置的方式、政策工具的方向，最终决定了创新体系投入产出的效率。

长期以来，中国的创新体系都是以科研系统为核心进行构建，政府把钱投到科研机构做研发，然后通过成果转化的方式拉动产业的技术进步。这个模式的主要依据是范内瓦·布什《科学：无尽前沿》中的核心观点，所有的技术进步源自于科学。这个观点影响中国数十年，直至今天这种看法依然根深蒂固，政府的创新战略、资源配置、政策工具方向都深受这个观点的影响。

但美国科技战略、政策领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已经对这个观点进行了重大修正，提出了基于产业问题导向的研究范式——“巴斯德象限”，但这个严肃的讨论在国内很少被讨论，甚至是被选择性忽略。成果转化模式40余年的实践结果大家都看到了，为什么不下定决心从中国实践出发，以市场化创新为核心重构创新体系（也就是把战略重心围绕市场主体的创新活动展开，重塑产学研关系、资源配置方式和组织方式）。

改革开放以来，科教资源并不占优的广东经济能够实现跨越式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广东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了自上而下的成果转化模式，采用市场导向、需求导向的自下而上的产业技术进步方式。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锻造了广东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市场化进程成为广东创新的原动力。

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市场化进程实现了对人的解放，形成了数量巨大的科创公司集群，这些机制灵活的技术公司在市场经济固有的优胜劣汰形成的奖励机制下，迸发出巨大的创新动能，成千上万的科创公司持续参与新技术的试错，推动了产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并且出现了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公司。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市场化创新也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进步和财富增长的重要动力。人工智能这一轮创新中，我们看到站在创新前沿的都是市场主体，从Open AI到DeepSeek都是企业在组织创新。特朗普“二进宫”之后听任马斯克挥刀斩向科研、教育机构，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背后揭示的逻辑是：创新正在回归解决问题的轨道。

回顾广东经济发展的历程，经济发展的成效与市场化创新的进程紧密相关，广东的未来也在于通过推进市场化创新的进程来发展经济。

■ 南方周末：科技创新资源为什么会错配？

周路明：这是传统科技创新体系的惯性，本来大家就认为把钱给体制内科研机构理所当然。但近年来，三个因素导致了这种资源配置倾向被严重强化。一是对“卡脖子”问题的错误解读。过去一段时期，一种说法被广泛接受，技术被“卡脖子”的原因是基础研究投入不够，应该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来解决这类问题。实际上，基础研究确实是发展产业核心技术的重要基础，但通过基础研究解决科技“卡脖子”的问题是不成立的。

对“卡脖子”技术来说，基础研究工作已经完成，关键问题主要集中在工程、工艺，以及技术生态方面。近年来，许多机构以解决“卡脖子”问题为借口，从政府忽悠了大量基础研究经费，造成了惊人的浪费。

二是认知方面存在问题。前些年碰到一些官员时，他们会提出问题——你鼓吹的市场化创新好像不灵，部分头部民营企业也出现了“卡脖子”问题，最后解决问题还是需要靠“国家队”。这里隐含了一个判断，中国产业技术被“卡脖子”，是因为市场化创新存在重大缺陷，所以中国最优秀的企业都逃脱不了被“卡脖子”的命运。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判，“科技战”开打正是因为中国市场化创新的快速进步，成长起来一大批民营技术公司让美国政府感到了威胁，进而采取非市场化的地缘政治手段阻断供应链所致。

三是公务员监管方式的变化。让一部分公务员陷入“安全生产”模式，选择把钱给到体制内科研机构这种方式来规避可能出现的监管风险。

02.创新要回归经济活动

■ 南方周末：什么是科技和经济“两张皮”？

周路明：1912年，经济学家熊彼得认为，创新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活动。时至今日，国际范围内都确认，创新是在讨论一个经济学问题。但这样的认知，没能在中国范围内形成广泛共识。

中国科技、经济两张皮的问题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我们的科研系统构建先于市场经济和产业创新活动，这与发达国家的科研系统基于产业需求发展的历史完全不同。科研系统长期没有与产业部分建立起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走上把获取新知识作为终极目标的“论文导向”歧途。

长期以来，由于中国产业的技术能级较低，也缺乏把产业技术问题凝练成科学问题的能力。人们习惯将科研当成最高级的创新，甚至将科研等同于创新，这对中国科技资源配置方式和评价体系产生了深刻影响。造成的结果是，来自于高度行政化科研系统的专家掌握了创新的话语权、资源配置权、创新活动的评价权，作为经济活动的技术创新环节得不到有效的政策工具支撑。

经过几十年的市场化创新实践，中国技术公司的能级已经出现了跃升，一批企业已经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公司，通过市场化创新激活体制内科研活动的条件已经成熟。只要我们按照解决问题的逻辑组织创新，就能够解决两张皮的问题。

■ 南方周末：深圳创新的经验是什么？

周路明：深圳建市之初不存在一个游离于经济系统之外的科研系统，这使得它的选择变得比较简单，资源配置和政策设计都围绕市场主体进行，企业很自然地成为创新的主体，企业家成为创新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科研成为创新的一个配合的环节，而非支配环节，这使得深圳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两张皮的困扰。

可以说，深圳是中国第一个把创新从纯科研的活动转变成为经济活动的城市，这使得创新投入产出的效率出现了极大的改善。深圳在市场化创新过程中，与科研系统的关系呈现出新的模式：企业家组织创新，提出创新问题，把技术实现的部分工作交给高校和科研机构，这种问题导向的产学研合作方式，颠覆了成果转化的模式，极大的提升了创新系统的效率。深圳大部分时间在市场化创新方面做得很有成效，在市场化创新有效推进的时候，经济发展也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

■ 南方周末：推动市场化创新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哪些问题？

周路明：一是市场化创新与体制内科研的关系。如何重塑产学研关系，把规模巨大的科研系统导入解决问题的轨道是广东面临的重大课题。

中国当下基础研究不是钱的问题，是人的问题，合资格的基础研究人才太少。因此，培养人才和提升基础研究的效能，才是体制内科研机构最紧迫的问题。

国家实验室、省市实验室的初衷是解决科研和产业联结的瓶颈，但目前的体制机制依然是传统科研系统的延伸，产业问题、产业人才没有进入到这个环节。在这个领域其他省市已经走在广东的前面，武汉市依托广东大公司组建的九峰山实验室开办三年已经实现运营经费的平衡，并且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研发基地，产生了显著的产业集聚能力。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产业创新平台是广东需要思考的问题。

建立新型产学研关系的另一个关键是在科研机构和产业之间建立人才流动的“旋转门”机制，是否可以搞一个“万人计划”，让成千上万的工程技术专家走上讲台，走进实验室，把产业问题、工程技术能力带进传统科研系统，实现科研与产业的有效联结。

二是市场化创新与政府的关系。在市场化创新领域，政府在如何组织创新方面，仍需研究和探索。例如，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是中国在应用端通过举国体制组织创新，获得巨大成功的案例：通过中国电动汽车百人会这样一个非盈利机构来组织创新，成功的解决了国家能力在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情况下有效释放的问题，第一次实现了中国在一个新兴产业的技术创新方面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我们应该系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形成跨越市场经济的科技创新组织模式。

三是处理好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国有企业也是市场化创新的主体之一，只要遵循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原则，就不存在问题。需要警惕的是，要避免国有企业在充分竞争性领域获取超国民待遇，应与民营企业一视同仁。政府只要尊重市场选择机制，坚持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核心作用，这个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 南方周末：粤港澳大湾区应如何推动科技创新？

周路明：过去几十年，粤港澳大湾区走的是需求驱动创新的成功模式。在如今强调源头创新的大背景下，不能走回依靠成果转化的老路，需要继续坚持需求驱动创新的路子。有一种观点，市场化创新产生不了源头创新成果。这个观点已经被DeepSeek颠覆了，DeepSeek并非成果转化的结果，它是在凝练产业问题的基础上开展源头创新取得成功的典型。所以，广东应该重点围绕市场化科技创新面临的组织方式、资源配置方式、政策工具、问题导向的制度创新等方面予以突破，避免在科研领域盲目拼资源、铺摊子，导致创新生态恶化。

03.政府要探索应用端组织创新的新模式

■ 南方周末：科技迅速发展的今天，应用端创新与政府有什么关联？

周路明：很长时间以来，各级政府熟悉的是在创新链上游组织创新，而把应用端的创新交给市场。然而，进入数字化时代后，很多应用场景、数据都掌握在政府手里，“最后一公里”的研发测试条件，往往需要得到政府的准入审核。

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化、智能化产品呈现出的跨界特征，使政府管理出现跨部门协作的困境，大大增加了数字技术商用的难度。政府能否同步研发新的商业形态以及新的管理规范，成为数字创新的关键一环。这些环节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难以解决，政府需要成为数字技术时代应用端创新的组织者。

政府要探索应用端组织创新的新模式，才能有效释放中国在应用端的优势，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的转型，促进数字技术领域战略新型产业发展，改善民生以及强化社会的数字化治理。此外，还会改善各级政府在新基建、智慧城市方面的投入产出效益。更多的应用场景提供给企业使用后，数字化基础设施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 南方周末：为了更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应用端创新，政府应如何作为？

周路明：第一，数字化应用场景的系统呈现。在数字化时代，应用场景中的关联因素比过去更加复杂，除了准入问题，有的应用场景还需要通过模拟的方式呈现。然而，应用场景呈现具有公共性、共享性的特点，市场主体不适合承担此类工作，研发测试环节又涉及安全性问题。此外，应用场景系统性、规模化地呈现，才具有更好的效率，这就需要政府部门的参与。

第二，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的双轨联动。如今，跨部门的管理格局，使得研究出台新的管理规范难度更为困难，加之合规优先的现实因素抑制了体制内制度创新的冲动。然而，在应用端组织创新方面，通过及时有效的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技术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中必须突破的关键环节。

第三，照顾好研发型公司集群。一段时间来，政府忙于“补大脑”（支持科研），“壮大腿”（服务大公司），却忘记了“强肾”——研发型创新小公司集群是创新体系的肾脏。这是一帮年轻的、有野心的、有抱负的技术天才形成的生态，这批肾上腺素飙升的年轻人才是整个创新体系里的变革性的力量。如今我们看到的大湾区著名的大公司都是在这个集群里成长起来的姣姣者。忘记了照顾好这个生态，是要付出长期发展代价的。

过去几年，我一直呼吁要重视研发型公司的生存状态，最近DeepSeek在国际科技、金融、地缘政治领域搅动的风云，为研发型公司的价值和能量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注脚。一段时间以来，广东的研发型公司集群疏于照顾，各省市在大湾区连根拔的招商行为让研发型公司集群处于失血状态，这是广东未来需要解决的问题。

第四，政府应该探索新的组织方式来适应市场化创新的未来发展。公务员不适合站在一线分钱，它会带来一系列问题。需要降低政府在资源配置环节的执行重心，让专业的人做专业事。如果能够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用好目前政府手中掌握的数量巨大的创新资金，解决精准识别项目、快捷配置资源（雪中送炭），可以为广东带来巨大的创新资源聚集效应。

从国内外应用端组织创新的案例（DARPA、台湾工研院）中，可以找到这种组织方式的主要脉络：通过顶层设计找到一个发展的路径模式（正确做事的方式）—>组建与实施事项匹配的团队（找到对的人）—>形成正确的运作方式（体制机制创新）—>充足的资源配置（投入）—>充分授权（组织平台的自主运营）—>科学评价（结果导向的评价方式）。

其次，是推动开放式创新。深圳在应用端创新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就是通过开放式创新，从而导入增量创新要素，以及形成国际化的学习网络。

总而言之，广东科技创新的基本盘依旧坚实，与其他地区相比具有三大特殊优势：市场化程度高，市场经济规则深入人心，创新的原动力强劲；形成了需求驱动的创新模式，这是正确做事的方式；是中国产业版图中嵌入国际供应链程度最高的地区，并且通过香港的触角形成了联结世界的学习网络（世界经济史证明，学习使人进步，每一个经济体的崛起都依赖于开放学习的网络）。只要广东能够把市场化创新这个优势发挥好，用科学理性的方式做事，广东未来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