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观察 | 应用端创新的中国模式
过去几年，中国科技创新出现了一系列现象级的重要成果，涉及源头创新、新兴产业、军事工业、国家软实力各个方面，这些重大成果的集中爆发推动国内外达成了一个新的共识：中国不仅存在大量的创新，而且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但对于中国能力的来源和性质的讨论却与事实严重偏离，这带来一个问题：对中国科技创新路径模式的认知偏差和不当论述，正在为未来中国科技创新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过去提到中国的科技创新，都是把它归为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国内外都在沿用这个方法论架构来描述中国科技创新，但只要是诚实面对中国科技创新实践的人，都不难发现：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不光传统产业是通过市场需求推动了持续的升级，在电动汽车、5G、新能源、机器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一系列重大成果也都是由来自于应用端的市场主体发动的创新，中国科技创新实际上是应用端主导的路径模式（生物医药的创新路径是个例外，应用端对基础科研的依赖程度显著的超过其他领域），这个事实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接受。
中国应用端创新肇始于80年代，以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借助于国际IT产业转移形成了市场导向的应用端创新模式，2000年以后随着外资大规模进入内地这种模式扩展到长三角和京津冀地区。中国应用端创新模式是由“庞大的制造业生态、发达的交通物流能源基础设施、基于互联网技术形成的天地互联、数字化公民在C端的参与”等四大版块构成的创新系统。
A联结式创新
中国规模巨大的应用端系统不是简单的要素堆砌，而是通过“联结”在系统各个部分形成了有机的关系。中国很好的把握了两次产业技术机遇，一是在国际IT产业转移中把握住了发展信息技术的机遇，二是数字技术兴起的时代成为了数字化产业的领先者。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都是具有穿透力的技术，这些技术帮助中国把制造业、互联网产业、服务业、交通物流能源基础设施联结成为一个巨大的应用端生态。中国在这种大规模的联结中还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联结技术（高铁、盾构机、超高压输电、微信、支付宝）。联结式创新与研发式创新结合，使得中国在应用端形成了规模巨大的有机体，经过40多年的化学反应，这个系统已经进化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B多样化的应用端生态
西方熟悉的近代科技创新是一个技术研发和产品进化的历史，以范内瓦·布什为代表的西方创新范式基本上是沿着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产品开发这样一个线性路径展开。中国应用端创新系统颠覆了传统的线性模式。
很长时间里，人们都倾向认为产业的核心技术一定来源于科学某种突破自上而下的线性演化。但过去几十年，中国出现了很多基于应用端生态进化带来的重大创新，从微信、支付宝到TikTok的核心算法，这些成果与我们过去看到的单一技术、单一产品的创新有很大不同——它不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进化路径，而且呈现为一种跨学科、跨行业、依托生态的多元素组合创新。最近十年，这种依托生态创新的方式开始在电动汽车、新能源、无人机、机器人这些新赛道上呈现出更为惊人的发展态势。
中国在这些领域的创新进步不再依赖于单一技术、单一产品的突破，而是通过整个生态的整体进化促进行业的快速发展。这种整体进化特征的出现与生态的规模性和多样性高度相关，而这种规模性和多样性是中国应用端创新系统独有的特质。苹果造车的失败和波士顿动力在规模化商用方面的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没有应用端的这个系统为新技术赋能。
C应用端的知识系统
中国在应用端集中了数千万家制造、互联网、生产性服务企业，如此规模的应用端市场主体在单一国度聚集的现象是世界经济史上从未发生过的现象，这种聚集的规模性和化学反应产生了战后最重要的应用端知识系统构建，这种知识构建包括制造环节的工艺、经验、材料，贸易环节的交通、物流，服务环节的配送、移动支付、C端社区等多个维度。
如今，光是动力电池领域，中国就拥有全球50%以上的工程师、超过70%的专利，中国的应用端知识系统已经成为与欧美科学端知识系统同样重要的存在，在所有涉及产业领域的重大创新，都很难绕过这个知识系统。欧洲车企、英伟达公司在日趋激烈的地缘政治冲突形势下依然坚定在中国市场布局，也是因为新的技术应用对中国应用端知识系统正在形成某种程度的依赖性，而且这种依赖性还会不断增强。
人工智能大模型兴起的初期，我曾经担心来自科学端的源头创新会击穿应用层形成降维打击的效果，但这个情况没有发生。现在，我越来越相信：新技术大规模商业化在突破应用层时似乎存在一个类似于摩尔定律的东西，随着应用的深化，需要配合的应用端知识也呈现显著的增长，源头创新技术贯通应用层越接近大规模商用阻力越大。基于这个判断，让我对中国应用端创新未来的趋势有了很大的信心，只要我们不犯颠覆性的错误，中国应用端创新会在未来逐渐成为与西方“从科学出发的模式”同样重要的模式。
D国民性
应用端创新在中国发展壮大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这也是中国模式很难被复制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视在物理世界通过工程技术达成经济目标，这与古希腊文明重视哲学思辨探讨终极知识的传统有很大差别。20世纪以来，市场经济的兴起与科学知识普及为中国应用端创新的文化传统实现了很好的融合，成为中国强大的发展引擎。
现在看起来，中国人不仅擅长应用层的工程技术，也非常适应市场经济的环境（在所有华人社区都看到这种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使得中国应用端创新具有了稳定的支撑逻辑和发展潜力，这是一种文化基因层面的优势。
二战后美国在应用端的能力达到了顶峰，朝鲜战争的水门桥争夺战体现了它的这种能力，志愿军三炸水门桥以阻断美军撤退路线，最后美军紧急空投8套M2车辙桥组件，6小时内架设临时钢桥，用强悍的工程制造能力让陆战一师逃出生天。
Ø 这个系统拥有6000多万家工商企业，覆盖从玩具、日常生活用品到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各个领域，具备全品类的生产制造和服务能力；
Ø 2000多万工程师（约为美国的4倍）；
Ø 11亿对新技术具有高度热情的数字化公民；
Ø 这个系统不仅能够生产大量性价比高的产品，还能够提出高水平的科学问题形成源头创新的成果，基于强大的工程技术能力和经济实力，它还在不断触达更高的太空、更深的海底、更精细的微观世界，从而产生大量新的知识。
这样一个自主进化的应用端创新系统的出现，是二战之后具有改变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版图的事件，而这个事实长期被人们忽视或低估。这个系统的能力增长已经突破一个重要的临界点，它能够根据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整合科学、工程、技术、供应链方面的各种知识，快速形成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不能从单一技术、单一企业、单一产品的角度来评判中国应用端创新，它是一种解决问题的系统性能力，这种能力覆盖产品、工程、服务、工业、国家软实力各个方面，并且处于快速增长过程中。过去人们评价中国应用端能力时，局限于从产品制造的维度，忽视了中国应用端已经是一个复杂元素集合形成的创新系统，这种评价标准容易出现对中国能力的误判。
中国应用端创新的崛起对二次大战之后科学主导的创新路径模式是一次重大的颠覆，世界上首次出现“源于科学”与“发自于应用”两种创新模式并存的格局。中国近年创新能力的爆发性呈现，整个国际社会至今仍然是懵逼的状态，知其然却不知其所以然。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人们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接受一个影响全球供应链的应用端创新系统，这个模式不仅能够加速来自科学端新技术的大规模商用，还能够通过提出高水平的问题激发源头创新的成果。
在全球化时代，美国的“源于科学”模式与中国的“发自于应用”模式是一个高度互补的关系，中国科学部分由于偏好论文表现出高度外向型的特点，在人才、智力方面成为美国模式的最大外部助力，同时跨国公司也与中国应用端创新形成知识的互补。全球化进程中，美国“源于科学”的创新模式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科技战开启之后颠覆了这种良性互动，导致了中国分裂的科学端和应用端出现快速弥合的趋势，而美国科技创新则因为失去了中国科学和应用的助力而处于失血状态。近来美国反其道而行之对科研系统动手术的搞法让人费解，此举颇像影视剧里黑社会打手往自己大腿上插刀威胁对手的场景。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在地缘政治冲突下，中国应用端创新能力反而因为外部压力出现能力快速提升的状况；在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应用端创新能够更快形成解决问题的能力，比源自科学端创新模式更具优势。
大国竞争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风险，作为世界老大的美国相信携科学端优势依然能够在军事、产业、金融等方面对中国进行降维打击，从而中断中国崛起的进程。这里面隐含着对中国应用端能力的误判——美国政治精英因为坚信中国能力的来源依赖于科学端的成果转化，而且他们认为中国成果转化模式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缺陷，所以坚信科技战美国会是胜利的一方。
其实我写这篇文章的重点并非炫耀中国应用端创新能力有多强，而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对中国能力来源机制的误解，中国存在失去应用端创新优势的现实风险，正确定义与阐述中国创新模式比任何时候都来得重要。
中国应用端创新本质上是一种市场化的活动，它主要依赖三个条件：一是依托市场配置资源，通过市场选择形成优胜劣汰机制；二是法治环境，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和政府的依法行政是应用端创新的重要保障，没有这种确定性，无法维持市场主体持续创新的积极性；三是持续的改革开放，达成几个目标——解放思想，保持应用端的市场主体和C端数字公民参与创新的活力；通过制度创新消除阻碍创新的体制因素；通过开放构建学习的网络，引进新物种丰富应用端创新生态。只有正确认知中国应用端创新的规律和机制，才能有效的发展和推进这种能力的提升。
中美大国竞争的终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科技战的结果。中国只要能坚持发展应用端创新的能力，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但目前最大的风险不是来自于外部打压，而是对自身能力来源的错误认知导致的各种无意识操作，正在破坏这种能力产生的机制和环境。
一是官方在制定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等领域的政策工具时，追求部门目标的绝对优先，未能尊重市场经济规律，造成不断增多的管制对应用端创新造成很多不确定性。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不同于美苏冷战，当时苏联可以把意识形态、军事工业、国家安全等领域作为高度优先项目持续推进，一来是苏联除了军事工业之外并没有类似于中国这样巨大的市场化创新生态，二来当年的科技创新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21世纪的市场化创新因为跨学科研发、跨行业应用的普遍出现，应用端的创新产生多维度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成为大国竞争的关键领域，有效推进应用端创新才能更好的改善国家治理、实现军事工业跃升、推进国家安全目标的实现。中国官方的非经济部门需要加强普及应用端科技创新规律的理解和认知，正确处理意志形态、国家安全与应用端创新的关系，在促进应用端创新的过程中更好的推进国家政治、安全目标的实现。
二是体制内机构的监管部门对应用端创新规律缺乏了解，监管方式简单、粗暴，造成部分官员丧失了推进应用端创新的积极性。体制内机构的反腐败是官民拥护的目标，现在需要检讨的是：这些反腐举措如何能更精准的打击腐败同时，又不至于影响正常的政商关系和政府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推进应用端创新的积极性。
在中国面临大国竞争的严酷现实面前，体制内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很大一部分精力陷入“监管与应付监管”的轨道上，这是一种巨大的国力损耗，这种现象传递到应用端创新的结果就是，只有大公司才容易得到政府的关注，科创小公司因为其民营性质，与政府的关系出现了扭曲。因为在反腐实践中，与民企关系更容易成为反腐的线索，这导致各级官员刻意避开与民营企业交往，作为创新生态中最具革命性的这个群体事实上被各级政府从日常工作流程上屏蔽了，这会影响到发展中国应用端创新的活水源头，国家只依靠几家科技巨头会损害应用端创新生态的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
如何改善公职人员的监管方式，释放制度创新的能量，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三是不利于改善体制内科研的低效与腐败。头痛医头的方式对体制内科研效能的改善未能见到效果，优先发展壮大应用端创新反而更有利于帮助庞大的体制内科研回到问题导向的创新活动上来。我们需要关注一个重大的趋势：今天应用端创新主体已经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头部技术公司不仅拥有应用端的知识，并且能够通过强大的财力和组织效能开展基础研究层面的工作。
《Nature》的文章日前揭示美国生物医药领域科学家向工业领域转移的现象，除了更好的薪资之外，在商业主体里科学家避开了繁琐的政府项目流程，更能围绕真实问题开展自由创新。这背后反映的是，应用端主体创新能级的提升给建制化科研如何更加科学的部署提出了新的课题。
四是对中国科技创新的不正确阐述正在给中国能力的出海制造障碍。中国学界需要反思一个问题，国内专家学者数十年如一日从文件出发、从西方理论出发鼓吹成果转化，不仅误导了政府决策，客观上也为西方抹黑中国科技创新提供了口实。
西方国家对中国科技创新的解释基本上反映了美国人的看法，一是把中国科技创新描述为政府主导的创新；二是认为中国通过技术窃取实现了能力增长（随着中国新兴产业出现技术领先的情况，这种观点逐渐变得没有说服力）。美国人对中国科技创新的解释一方面来自于自身的方法论，另一方面也有抹黑中国的主观动机。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美国学界和政府深受范内瓦·布什《科学：无尽前沿》报告的影响，相信技术来源于科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都是政府主导建立，存在高度行政化的特性，因而不可能产生与西方等量齐观的创新，这是西方误判中国创新的主要原因。
西方不了解的部分是，中国在应用端存在一个全世界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生态。从本次中美关税战的谈判中也可以看到这个倾向，尤其是双方花那么多时间在“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攻防战上，背后的潜台词是双方都相信政府在中国科技创新中扮演了主导角色，这其实是搞错了重点而且落入了美国人的话语陷阱。西方如此夸大“中国制造2025”的作用，无非是要把中国科技创新打上“非市场”的标签，塑造中国能力增长的不正当性，阻止中国企业和产品的出海。
实际上，“中国制造2025”的出台和执行过程与中国过往的政府计划没有什么差别，所不同的是这个计划一开始就成为西方社会抹黑中国创新的标签。国内关于中国科技创新模式的论述客观上看起来就像一次成功的战略欺骗，让西方在很长时间里对中国能力增长出现了重大误判，甚至断言中国处于崩溃的边缘，特朗普上台之后以如此烈度发起关税战，一定程度上基于对中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