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明观察 | 中美创新步入“范式”之争

一、中国范式40年演进

很长时间以来，全球科技创新唯美国马首是瞻，美国“范式”即世界标准。
美国“范式”的底层逻辑建立在范内瓦·布什著名报告《科学：无尽前沿》的方法论基础上，这个逻辑的核心是基于范内瓦·布什关于“技术源于科学”的认知基础上，创新沿着自上而下的路径展开。大学、科研机构成为创新金字塔的顶端，市场化主体构成的应用端组成了金字塔的底座。美国在战后的数十年里拥有完整的创新金字塔，其科学端和应用端都是世界最强大的部分。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制造业开始从美国转移，中国成为承接者，这是全球创新系统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美国在应用端由于制造业的空心化导致了一个重大的破缺，全球创新系统形成了“美国控制金字塔尖、中国主导金字塔底座”的格局。
美国制造业转移的时间窗口正好是深圳创建经济特区的时候，以深圳为代表的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了国际IT制造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IT技术所具有的巨大穿透力与孔雀东南飞的科技人员、大批怀揣致富野心的创业移民迎头相撞，在缺乏大学科研机构的条件下，采用市场导向的方式开展创新，启动了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这个模式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逐渐扩散到长三角和京津冀。
如今，中国应用端创新系统已经拥有6000多万商事主体、2000多万工程师、400多万发明专利构成的应用端知识体系、9亿数字化公民参与的应用场景、庞大的交通/物流/能源/信息基础设施构成的有机生态，这个多样化物种形成的庞大有机体，经过数十年的进化产生了一些全新的机制，它不再是对美国掌控的金字塔尖单向的依赖关系，而是一个由需求和应用场景驱动的新范式。
正如苹果CEO库克描述的那样：中国在应用端形成的“技能密度”正在重塑整个世界的游戏规则。实际上，当微信、支付宝宝这类超级应用出现时，标志着中国应用端创新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范式”。如今，中国应用端已经能够在传统产业、尖端技术领域发动高水平的创新活动。
过去10年，中国在电动汽车、机器人、无人机、互联网、新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创新皆是由市场主体在应用端发动的创新。Deepseek的横空出世，是中美科技创新步入“范式”之争的标志性事件。2025年1月27日，DeepSeek应用在苹果商店下载量超越ChatGPT，登顶榜首。这一事件被标定为中美冷战中的Deepseek时刻，震惊硅谷、华盛顿和华尔街，引发英伟达单日市值蒸发5890亿美元，创下美国上市公司单日市值损失记录。Deepseek之所以在美国政界、科技界和金融界同时引发地震，是因为它表明一个重要的事实：中国依托应用端牵引的模式，由企业家发动的创新活动也能产生媲美西方的源头创新成果。
特朗普的关税战，给予中国一个难得的机会展示自己在应用端形成的能力。美国政府之所以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表现出很强的攻击性，是美国精英认为在全球科技金字塔结构中，处于创新底座的应用端在技术上对美国占据的金字塔顶尖是一种单向依赖的关系。所以，当美国用技术封锁和关税战打击中国时，中国只能被动挨打，最终达到供应链重构并重创中国经济的目标。但中国在关税战中采用了对等反击的策略并终迫使美国首次退让。
这个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背后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全球创新金字塔顶部和创新底座并非单向的依赖关系，而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尽管目前这种相互作用并非完全满足牛顿第三定律）。

美国范式的主要特征为：重大的创新大多从科学端发起，由科学家主导并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展开；而中国范式则是从应用端开始，由企业家主导，采用自下而上的路径进行。美国范式在虚拟世界（互联网）、软件领域更具优势，中国则在物理世界和硬件制造方面能力更强。

二、中美“范式”之争的未来走向

判断中美范式之争的走向，有三个维度的观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一是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过去100年科学发现明显处于高原期，重大的科学发现相对停滞，低垂的果实（依赖个别天才自由创新获得的重大发现）已经摘完，新的科学发现越来越依赖于工程能力、科学基础设施、大规模协作等条件，去触达更高的太空、更深的海洋、更精密的微观世界。
于此同时，技术的快速迭代和进步却处于加速状态，技术公司的能力已经增长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以至于大型技术公司能够在问题导向的路径下主导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品开发全链条的创新，这导致科学家正在出现向工业界迁移的明显趋势。技术越来越接近于科学，技术与科学之间的界限也逐渐变得模糊。

这个现象我称之为“科学与技术的相对论”。这个变化趋势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变化正在导致对传统科研机构运作方式的反思。最近特朗普政府对美国科研系统异乎寻常的清洗活动，某种程度也是对传统美国范式的疑虑，一个重要的课题正在浮现水面：战后大规模构建独立于经济系统的建制化知识体系是否已经走过了头？这个反思过程明显是有利于应用端创新的中国范式。

二是地缘政治博弈的背景。
全球化时代，各国创新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体，美国范式借助金字塔尖的优势能够在全世界获取超额收益。大国竞争开启之后，美国强行割裂与中国的互补关系，本意是迟滞中国科技发展，结果却相反，不仅没有削弱中国，反而推动中国分裂的科研和产业部分实现了初步的弥合。
更重要的一点是：目前美国基于地缘政治冲突的政策设计大部分都与美国创新范式的底层逻辑相悖，战后美国之所以放弃了传统帝国追求物理边界扩张的霸权逻辑，改而通过技术霸权、金融霸权、跨国公司全球化的供应链网络，拓展无形边疆的利益。但现在美国推行的小院高墙、脱钩断链，从长远看都是削弱自上而下的美国范式。所以，地缘政治冲突背景下的中美范式之争，中国范式处于更为有利的一方。
过去十余年，美国针对中国的攻击从贸易战、关税战到科技战，可以说是绞尽脑汁、费劲力气，也确实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却未能阻止中国能力的快速提升，背后的原因在于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反而促进了中国应用端创新系统效能的改善。

2025年特朗普发动关税战有一个重要的目标：重建美国的应用端，补齐在全球化时代失去的创新底座。现在看起来困难重重，不光制造业很难回去，美国试图集结中国以外供应链的努力也很难成功，因为这些离散的供应链很难与中国高度集成的应用端生态相比。

三是人工智能发展的趋势。
在人工智能这一轮新的科技革命来临时，美国能否借助人工智能的颠覆性力量重建应用端创新底座？这可能是美国范式重拾优势的重要机会，也是我们需要着重观察的方向。如果美国制造能够借助人工智能弥补应用端的缺失环节，就能够在中美竞争中取得主动。
更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在人工智能源头创新方面始终处于领先中国一个身位的优势，在人工智能发展正处于质变的关键时刻，一个身位的优势有没有可能变成持续性的压倒优势，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风险点。
讲白一点，美国政府在用人工智能挣钱和“杀人”这两件事情上，我并不担心中国在挣钱这件事上输给美国人，美国在源头创新环节再厉害，终究逃不过创新的物理约束（能源、基础设施、应用场景）和应用端的知识体系；但在用人工智能工具形成毁伤性武器方面，美国既有能力也有动机。这种毁伤性武器不一定是传统的热战武器，它更可能是针对基础设施、金融、互联网等系统的攻击手段，以及针对中国海外供应链关键节点的攻击。

当然，还存在另外一种可能，管理人工智能创新带来的挑战促使中美重新合作，这种可能性也不能排除。也许未来的某一天，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巨大机会让大国之间的算计、冲突变得微不足道，管理人工智能对人类产生的风险超过任何地缘政治冲突，中美因此重新合作也不奇怪。

三、中国范式带来的挑战
中美范式之争的两方，美国范式经历了战后80年的发展，是较为成熟和稳定的一方，而中国范式还处在形成和发展初期，世界各国如何认识和应对中国应用端创新，将是未来一个时期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最大的变量。
对中国范式的认知和管理将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贸易、金融等领域都会带来持久深刻的影响。离开了中美范式竞争这个参照系，很多基于传统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博弈的研判都会走入误区，最近这些年很多专家关于中国经济发展、中美科技战、关税战等方面的预测一再失误，很大原因是把中国科技创新理解为美国范式的延伸，没有意识到中国创新已经形成了新的模式。

中国应用端创新模式对当今世界正在产生多方面的挑战：

一是改变大国竞合方式。
中国范式的崛起对大国竞争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改变了中美竞合的方式。美国开启大国竞争战略的初期，试图通过贸易战、科技战甚至某种形式的热战打残中国，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中国应用端创新作为一种范式的确立，让脱钩断链的贸易战、小院高墙的科技战都以失利告终。
不仅如此，中国应用端的能力还改变了大国军事对抗能力的计算方式，数字时代的科技让军民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应用端能力能力越来越直接变成大国对抗的手段。俄乌战争和美以伊战争还验证了另一个大国对抗公式：不仅要打得远、打得准、更要打得起（规模和成本）。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退缩到西半球经营自己的传统后院，很大程度上是对中国应用端能力认知后得出的结论。这种变化使得大国热战的风险得到了降低，改变了大国竞合的方式。
但另一方面，美国也在走向非对称的对抗方式，用锋利的矛来刺穿对手的关键穴位，实现低成本消耗对手的目标。最近美国在委内瑞拉、巴拿马和伊朗发动一系列攻击，用各种非对称武器攻击中国应用端网络的关键节点，这种趋势也会让美国变得更加危险。
但美国最近的一系列攻击也正在导致一些未必是它希望看到的事态发展：美国无法把中国从供应链系统中剥离出来单独实施打击，对供应链破坏形成的回旋镖最终还是会打到美国自己身上；另一个更重要的趋势正在发生——美国对能源供应链的破坏行动，正在形成另一个创新的外部压力，推动绿色能源在中国的加速实现，就像美国在芯片领域对中国创新的推动效果一样。特朗普的激进行动对美国是短多长空，代价是损耗美国的软实力，而软实力对于美国范式奠定金字塔收割方式是一个重要支撑。
中国应用端创新对大国竞合方式的影响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大国竞争的核心内容，不同于美苏冷战时期，科技创新尤其是应用端创新形成的能力已经可以直接投射到国家军事、安全、产业、软实力的各个方面，决定大国竞争的成败。

中国社会需要确立一个认知：应用端创新是统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最好工具，要避免因国家安全的短期需求形成对科技创新有害的管制，破坏应用端的活力。

二是挑战现有的国际经贸秩序。
目前，国际上普遍把中国产品席卷世界简单理解为政府补贴造成的结果，这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国产品出口激增背后更重要的原因是应用端创新导致的结果，这背后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能力增长，仅仅封杀中国产品并不能导致这种能力的消失。对于中国政府而言，“把产品出海变成能力出海”应该成为未来一个时期重点构建的对外战略框架。
过去产品出海在当下的地缘政治环境面临两个重大阻碍：一是出口对象国为保护本土产业和就业对中国产品出口设置的壁垒；二是美国持续对国际货物贸易通道、能源供应链的持续攻击带来的风险。这两方面威胁导致产品出海的战略受到巨大的挑战，而依托中国应用端创新能力在海外构建新的产业生态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中国能力出海需要重点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如何构建基于中国应用端创新能力的海外新商业模式；二是如何构建海外的应用端创新基础设施。在中美范式竞争下，未来世界分裂成两个不同的技术系统是必然的趋势。在数字技术时代，要拓展基于中国技术路线的应用，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一定要先行，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要逐步过渡到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在构建中国能力出海模式的同时，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

三是管理中国范式的挑战。
中国应用端创新范式的确立，意味着中国已经能够通过应用端创新获取的能力，有效支撑国家安全、软实力、经济发展、社会治理能力的各个方面。只要能够巩固和发展这种机制和能力，无论天下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不会出现重大逆转。所以，管理好中国应用端创新的范式事关国运兴衰。
过去几年，中国的发展一直处于能力增长与经济下行并存的矛盾图像，让国内外很多战略精英十分困惑。国内很多专家把经济困难归咎于地缘政治冲突和传统产业转型阵痛，这些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真正的关键是政府治理的有些方面背离了应用端创新的规律，在资源配置、政策工具、市场监管等方面产生了诸多逆市场化的操作，造成了应用端活力的损害和信心的流失。如果能够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当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困难就能够迎刃而解。换句话说，管理好应用端创新的模式，也是解决经济困局的唯一正确之路。
政府的经济治理要适应应用端创新的规律，正确认识中国能力来源的机制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中国应用端创新范式的构成有两个层面的构成，一是显性的系统，就是前述的应用端创新系统的构成要素（产业生态、工程师群体、应用端知识系统、基础设施、数字公民）。对于这部分比较容易理解。
但构成中国范式更重要的部分是隐形的系统：市场化配置资源、改革开放、问题导向的制度创新。这个隐形架构在中央十九大、二十大报告中都有明确表述，在中国国家战略中处于高度优先级，相当于中国应用端创新的操作系统，是中国范式的原动力所在。
但在政府的日常治理行为中，这个至关重要的架构并没有被置于应有的位置，公职人员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捕捉上级的最新指示，完成自上而下的治理，而不是面对应用端创新的大量实践去解决问题。这种现象对应用端创新生态是一个很大的冲击。
在新质生产力这部分，由于各级政府的持续关注和中美博弈的外部压力，还能够得到各级政府相应的关注，但传统产业那部分企业诉求很难受到政府关注。反映在宏观经济形势上就是我们看到的经济下行与能力增长并行的局面。但中国应用端生态是由传统产业和新质生产力耦合而成的有机体，传统产业的困难最终会传导到新质生产力部分。
值得我们警觉的是，经济下行的冲击已经开始影响到新质生产力部分：投资基本上以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政府和国有企业受合规优先的决策偏好影响，风险投资的性质已经偏离了初衷。根据经合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2025年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达到1940亿美元，占全球的75%，中国只有139亿美元，仅占全球的5%。中美在这个战略领域的投资呈现数量级的差距。
长期下去，我们在应用端形成的能力还能否维持都要打个问号。
市场化配置资源、改革开放、制度创新，这些应用端创新的基本逻辑要成为公职人员的基本认知，并以此为指导形成治理经济的方法论，成为国家治理系统各级公职人员贯穿始终的认知观念和行为方式，并把这个标准作为判断公职人员忠诚与否的关键指标。
中央最近强调打击两面人、治理官员躺平。这种热衷于形式主义的两面人和躺平现象已经在体制内机构和国有企业中普遍存在，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导致两面人、躺平人增多的根源是什么？是我们的公职人员的监管方式需要改善，监管机构需要深刻认知中国创新范式的底层逻辑，以及支撑应用端创新的隐形系统在国家战略中的优先位置。要把自上而下的指令贯彻与问题导向的制度创新结合起来，打造具有职业荣誉感的国家公职人员队伍，方能克服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