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第一城”深圳的产业转型 升级路径

博士, 深圳市南山科技事务所所长、深圳市七届人大代表、南山区八届人大常委、 深圳市先行示范区高级顾问和专家

王艳梅

深圳用这样一组数据,创造着中国的奇迹: 仅占全国0.02%的土地,实现了全国2.6%的GDP,而这2.6%的GDP中,工业增加值占比达35.1%,成为名副其 实的“中国工业第一城”。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窗口,深圳靠着敢闯敢试激发了创新活力,靠着敢为人先创造了中国奇迹。如今,深圳已成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的创新型城市, 诞生了华为、比亚迪等一大批世界级高科技公司。

可以说,深圳的产业发展史就是一部顺应经济发展规律、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不断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产业升级与 创新发展更是为深圳经济繁荣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我们还需重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来自国际和国内新的困难挑战,国际市场需求减 弱,全球经济金融领域风险积累,地缘政治格 局深刻调整,外部环境复杂严峻。面对经济运行复杂局面,深圳更需要激活改革、开放、创新3大动力,顺应经济发展规律,应对产业升级与挑战,不断巩固发展自身关键优势。

因此,  我们仍要不断探讨,深圳的产业创 新演绎了怎样的发展规律? 产业创新生态体系 又是如何构建与匹配发展? 产业转型升级进程 加速的当下,又该怎样破解“制造业当家”与城市产业空间不足的矛盾? 种种思考背后,  是深圳在先行示范独特道路上的探索。


产业从超高速增长阶段向低速增长阶段演变

       2022年,  深圳全口径工业增加值(工业GDP)  达1.13万亿元,  首次超过上海的1.08 万亿元,居中国城市工业增加值和规模以上 工业总产值的双榜首,成为名副其实的“工 业第一城”。

值得注意的是,深圳从1979年发展至今 的40余年间,其产业也从以加工制造为主的 超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产业链重塑的低速增长阶段。我们分析,这其中大致有4段历程。
一是超高速增长的加工制造阶段(1979  年—1985年)。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生产环节剥离,带动加工贸易经济兴起。深圳以 “三来一补”加工模式为主, 要素组合为驱动,加速推进工业区建设,相继诞生了康佳、中集、 华发电子、华强、中华自行车等企业,传统轻加工业成为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力量。

二是高速增长的高新技术产业阶段 (1986年—2008年)。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达国家开始布局高新技术产业,劳动密集 型加工贸易对深圳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减弱。深圳加快产业转型,着力打造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率先鼓励科技人员来深创办科技企业、从事研发工作,政策资源向自主创新倾斜,支撑产业结构调 整。华为、研祥、比亚迪、大族激光、迈瑞 医疗、富泰华等企业涌现,电子信息产业主 导地位不断夯实,轻加工业占比大幅下降。

三是增速趋稳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阶段 (2009年—2017年)。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 导致的经济下行压力,工业增长趋缓,深圳开始第二次产业转型升级。2009年以后,深圳先后出台实施7大战略性新兴产业、4大未 来产业专项规划及配套政策,初步构建起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柱的现代产业体系,电子 信息、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机器人等新 兴产业领域龙头企业实现群体性突破,创新驱动成效显著。

四是低速增长的产业供应链重塑阶段 (2018年-至今)。2018年以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凸显,进出口贸易受挫,供应链外迁挑战加剧,深圳的新兴产业也正面临更大挑战。此阶段,深圳修订出台了新一轮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政策,鼓励新兴产业发展“脱虚向实”。  2022年6月6日,深圳市出台《关于发展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意见》,围绕20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8大未来产业规划(简称“20+8”产业集群),明确了未来的发展目标、重点方案、主要任务。


    以逆向创新构建企业为主体的创新 生态体系

深圳产业创新体系的构建根植于深圳40余年的创新沃土,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动摇,有效激发了社会创新创造活力,多项创新能力指标居于领先地位,成效显著。深圳市市场监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深圳市专利授权量27.58万件,居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4座城市首位; 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137.9件, 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8倍;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19年全国第一。

我们看到一组数据,深圳90%以上的研发机构、90%以上的研发人员、90%以上的研发资金、90%以上的发明专利都来自大大小小的企业,深圳的科技创新资源也不断向中小型创新企业覆盖、倾斜、聚集。可以说, 在深圳的科技创新发展进程中,企业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圳的科技创新是从民营 科技企业起步的,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生态体系,是以产业化为目的,并不是从大学、科研院所开始的,这是不同于全球以及国内其他一线城市的逆向创新路径,即从应用研究转向基础研究。

目前,深圳加快建设“产业-企业-科技- 教育-人才-生态”全谱系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启动了“三步走”的发展目 标布局,为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支撑。

就具体发展目标而言,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9年8月正式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 示范区的意见》指出:到2025年,深圳经济实力、发展质量跻身全球城市前列,研发投入强度、产业创新能力世界一流,文化软实力大幅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态环境质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创新 型城市;到2035年,深圳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国典范,城市综合经济竞争力世界领先,建 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城市范例;到21世纪中叶,深圳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先进城市之林, 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


完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厚植产业创新沃土

我们还要看到,深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后,离不开良好生态的浸润滋养。作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之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深圳不断完善以“基础 研究+技术攻关+成果产业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为内核的全过程创新生态链,成为深圳创新发展的强大支撑。

       2018年,  深圳实施《关于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实施办法》,提出23条具体举措,成 体系支持基础研究, 在科学问题、科研环境、学术平台、高端人才和国际化5个方面提出政策措施。2020年,深圳施行《深圳经济特 区科技创新条例》,以立法形式确立不低于 30%的市级科技研发资金投向基础研究和应 用基础研究。2020年,深圳市印发《深圳市 技术攻关专项管理办法》,鼓励成立联合实 验室和离岸实验室,利用“科学家+工程专家 +研发团队”组织模式开展联合技术攻关及协同创新。

目前,深圳着力发挥河套深港科技创新 合作区、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光明 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大运深港国际 科教城、深圳高新区“三城三区”主平台作用,  集聚创新资源,实现错位发展,打造科技创 新极核,以加快深圳医学科学院和深圳湾实 验室一体化融合发展,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广 东)量子科学中心、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研 究院等省、市重点科研机构建设。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之时,深圳还要进一步对各类创新要素提优补缺,促进全过程创新链条的有机融合,为我国以科技自立自强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提供鲜活的“深圳样本”。


      走出适合深圳特区的产业创新和空 间保障路径

经济发展背后,深圳面临的土地资源供应紧张、城市后续发展空间不足等问题日益凸显, “小空间、大作为”模式很难持续,已经成为制约深圳今后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深圳土地面积狭小,土地资源稀缺。根据各地政府统计数据,截至2022年末,深圳市总面积1997.47平方千米(不含深汕特别合 作区)  ,仅分别约为北京(16410.54平方千 米) 、广州(7334.40平方千米) 、上海(6340.5 平方千米)的1/8、1/4、1/3,而深圳每平方 千米的平均人口密度则高达8843人(根据深圳市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常住人口和管辖面 积计算得出),居全国第一。可见,深圳的开发土地空间已几乎达上限。

另外,深圳严控生态红线,  2005年就已出台《深圳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将市域近一半土地划定为基本生态控制线范围,明确规定深圳市生态用地比例不低于 50%。生态线的划定,虽然保证了生态空间的连续性及结构性,却也不可避免地对产业空间造成挤压。

实际上,深圳市政府早已意识到产业转 型、城市发展会严重受到土地空间匮乏的制约, 在2013年就将产业空间资源优化配置问题列在了深圳市政府2013年发布的规范性文 件中,并以“1号文件”的方式出台了《深圳 市人民政府关于优化空间资源配置促进产业 转型升级的意见》,还出台了 6项系列配套 文件,拉开新一轮的工改序幕。

此后几年,深圳市政府的“1+6”文件 把工改市场推向繁荣,以房地产公司为主的 开发商开始参与到工改中。政府的战略布局 虽然大力推进了城市空间建设,但地产开发商更多的是被巨额利润所吸引,他们以战略 布局入市,导致空间成本在2年间爆涨近10 倍—从2014年的1000元—3000元每平方米 飙升到2016年的10000元—30000元每平方米, 而且这还仅仅是收购成本,  还有高额的税费、建安成本、地价款等未计入。

深圳高昂的土地成本对不少产业制造环节和制造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其产业发展开始出现空心化风险。

为遏制态势,2016年,政府开始新一轮的调控, 对工业用地和产业用地的租赁方式、户型面积、合法用地比例、建筑物建成年限、规划统筹和公共利益等都做了更加细致的说明。2017年至2018年加快调整工业用地政策,  确保工业用地面积,严禁工改商和工改居。

     2018年8月,  深圳又出台了《深圳市工业  区块线管理办法》,被称为“史上最严工改政策”。该政策从严控建筑设计规定、加大产权分割面积、提高产业准入与分割转让门槛、产业监管回收土地5方面严管“工改工”。 此外,该政策还重点对工业用地购买对象做  了严格限定,要求提供企业3年缴税记录及禁止用空壳公司购买等。

直至今天,深圳依旧严守30%的工业用 地红线,严管工改市场,引导工改项目回归产业本质,避免产业空心化。

我们认为,制造业对城市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产业空间保障更是重中之重。产业空间供给始终要从产业发展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出发,而不是单纯的“规土思维”(侧重于城市区域规划、土地资源利用管理、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等方面因素) 或是“工信思维"(侧重于工业发展、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转型、市场环境竞争等方面因素),  而要将二者相结合, 深入探讨和研究, 走出适合深圳、适合特区的产业创新和空间保障路径。

从意识到空间与产业之间的矛盾开始,深圳就不断对产业空间供给方式进行探索与创新。“总部研发+高端制造”是深圳推进土 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批量解决优质企业用 地需求、鼓励本土优质企业做大做强的一项重要举措。

但要注意的是,在深圳各区纷纷大力发展总部经济的情况下, 政府更应当加强引导,让这些总部经济聚集区良性竞争、协同发展, 不要让总部经济成为单纯的“地产经济”。

      另外一个更为热点的空间拓展路径,就是“工业上楼”。目前,“工业上楼”正成为超大规模城市破题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的新方向。这种工业园区模式主要是将传统单 层铺开的扁平式厂房,汇聚到高楼层的垂直化空间形态,是让企业在高层楼房中进行工业生产的新型产业空间模式。

我们的研究团队在对南山智造(红花岭 基地) 项目策划咨询的过程中, 对深圳推进“工 业上楼”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思考:深圳产业空间供给的逻辑已经发生改变。一方面,建筑产品从水平向高空的物理形态改变,就要重新研究企业制造环节的产业逻辑,  高度、承重、运输、生产、检验等各方面的标准和环节的适配性都要考虑到。另一方面, “工业上楼”的开发主体从市场分散趋向国有集中,开发经验需要摸索,财务平衡需要考量,城市空间需要规划,这些问题还需要社会各方面一同解决。

我们认为,产业要发展,既需要政策和体制机制创新, 还需要工业用地的模式创新。 深圳产业空间供给逻辑的改变,是产业升级转型的必然结果,也进一步推动了制造业向 集约化、自动化、智能化发展,对深圳的产业发展和创新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

另外,我们还在思考,深圳的很多产业外溢,并非搬迁,而是在城市群、都市圈范围内的扩张式外溢。如何正确理解和顺应这种产业发展规律,也是我们应该研究的课题。

(本文根据作者2023年9月14日在中共中山市委党校 2023年中山市科级干部进修班专题讲座整理,有删节。)